另一方面，行政主观诉讼的客观化，既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也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育。
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所造成的行政法益损害是一种制度性风险，而非对法律制度带来的基本挑战。有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学界存在直接援引说、[1]参照说、[2]自创说[3]等诸多观点。
一方面，构成要件该当性是对违法性和所侵害法益的呈现，法益的侵害是客观的，其有无与强弱，应当基于行为的客观要素进行判断，而不涉及主观要件。也不意味着行为并未引起结果，因为行为已然导致行政法益的侵害，只是这一结果并不一定呈现为对个人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因构成要素更充分，存在逻辑上的位阶关系，更有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以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展开而成为通说。, , , 现行《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不负众望，确立了责任主义，也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应当以存在主观过错为必要。同属于惩罚权的行政处罚权，亦可通过教义学框架贯彻处罚法定、过罚相当和责任主义。
任何合理的制裁都必须考虑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行政处罚也不例外，这一点已在学界形成共识，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无需赘述。[24]行政处罚法强调对行政秩序等超个人法益的维护。数字政府的规模、网络新时空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为数字行政法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这一判断为认识公共行政数字化进程的阶段性提供了依据。英国在2012年提出政府数字战略，随后又制定了2017年至2020年的数字政府转型战略，其着眼点是政府与公众和企业的关系。所以，数字政府的规模化建设也是新型政府结构的形成过程。从上述分析来看，政府在行政裁量领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必要性和风险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进行行政规制的行为特点和正义标准。
国际税收制度变革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其他公共行政领域。2021年10月7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对警方使用AI进行预测性警务活动实施严格限制措施。
比较而言，发达国家较早和持续不断地推进了数字政府的建设。相反，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经常根据外部需求调整其流程、服务和产品。该修订稿规定在防治和控制传染病传播中应用数字技术，应当按照必要且最小化原则开展信息采集、病例识别、传染源追踪等工作。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保护的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直接联系起来，对确定信息权益的法律属性和国家的保护义务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自动化决策将成为数字行政法系统化建设的中心议题。首先，对数字经济驱动性资本的行政规制在数字行政法价值原则中居于首位。由此看来，《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智能化决策以数据作为驱动力。
在该报告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的主要修改意见第1项写道：有的常委委员和社会公众、专家提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问题上，卡罗尔?哈洛和理查德?罗林斯提出了平衡性问题：自动化决策修正了行政法上关于裁量权的传统。
其次，价值原则的形成方式已经不再限于过往的做法，数字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或者提出新的价值原则，尤其是虚拟空间的扩大以及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能力的提升，它们都是产生新的行政价值和法律价值的过程。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建设高度协同和统一的整体化数字政府的基础，应当对分散的或者各行其是的部门信息化建设体制进行调整。
监管机构不是用法律英语编写规则，而是用机器可读的英语编写规则或规定特定的软件应用程序。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我国2020年10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是一例。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实行新型公法与私法的法律结构和发展数字行政法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3）行政决定必须接受外部行为者的审查，并对公众透明。（一）传统的行政法教义学体系的作用 对于数字行政法的系统性构建途径，意大利学者认为，它源于德国等大陆法国家行政法教义学框架所具有的对数字行政法的接纳力。
成文法的表达作用将会下降，基于个案提升的法律决定和战略性政策文件因灵活度比较高，在价值原则的表达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但因为公共行政改革总是根植于行政运行的效率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更直接和更迅速地反映时代变迁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
德国新行政法学的研究曾一再提起德国行政法教义学的不足。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行政法体系，体现着德国行政法教义学的构造逻辑和工业化时代的法学体系构造因素。
四、数字行政法的系统化 系统化是数字行政法的重要形成方式，也是行政法对整体化数字政府的制度性反应。目前来看，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为特征的数字化向公共行政各个领域扩展的趋势非常明显。
法律上正在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以推进转型。前述提到的数字治理新范式中，整体型公共行政和基于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新框架，增加了新价值，反映了数字化过程中公共行政的主要变化。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革命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道德、人类和社会支柱的本质。如果在刑事领域都受到谴责和限制，那么普通行政对此种技术的应用就更应当受到限制。
这里阐述的数字治理新范式旨在替代新公共管理治理范式，但是替代的程度和实践的可能仍然值得继续研究。这些变化强化了政府规制数字市场的政治性因素，赋予政府规制数字市场新理由，要求以规制为重点的行政法制度进行重大调整。
三、向数字行政法的转型 （一）向数字行政法转型的途径 向数字行政法转型的途径，大致上可以有行政改革回应型、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型和行政法结构再造型三类。如果说这种依存度和一致性是衡量行政法正当性的重要尺度，那么，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行政法到了重新评价其既有体系正当性的转型时刻。
在行政决策中引入人工智能，以机器自动化方式来形成法律关系和决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这对当代行政法的核心部分提出了挑战。行政机关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可信性、可解释性和透明度。
王锡锌教授分析了个人信息权益的宪法保护问题，他认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但此种权利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权利，而是国家履行其保护义务的价值基础与宪法依据，其功能主要在于对抗和缓解‘数据权力对个人信息造成的侵害风险。数字化进程中行政规制的上述变化，使行政法关于行政规制的合法性假设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些假设包括规制机构、人员、业务的专业性和行政裁量的正当性。澳大利亚在2018年发布了面向2025年的转型战略，提出以人的需要为核心，倡导利用数据分析来改善公共政策。（一）数字技术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数字行政法的提出，首先源于在公共行政中新型数字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
为了达到上述必要因素的要求，除了消除制度性和意识性障碍以外，财政支持和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又将极大地约束数字政府的建设进程。即使在法律上可以确认市场在数字化发展中的创新作用，但是为了确立公共利益取向的数字社会主导权，引导行政规制的价值性原则仍然是数字行政法的中心所在。
美国总统2019年2月11日第1385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了以人工智能改革几乎所有行政部门和机构的目标。就行政法而言，数字行政法对传统行政法变革的深刻程度高于以前任何一次历史类型的变迁，包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管理主义新行政法，后者的重心是在效率导向下引入市场机制和企业管理规则，以及公共职能的外包和民营化。
2021年2月公布的《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根本上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并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数字化 行政法 行政裁量 行政规制 。
